【李有梁找九宮格見證 】《年齡繁露義證》的撰作緣由、思惟內容與經學意義
《年齡繁露義證》的撰作緣由、思惟內容與經學意義
作者：李有梁 （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教師，哲學博士）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《原道》第32輯，陳明、朱漢平易近主編，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出書
1對1教學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仲春十七日甲子
耶穌2018年瑜伽場地4月2日
內容撮要：西漢以降，年齡公羊學沉靜了一千余講座場地年，自清中葉開始逐漸復蘇，公羊學的經典之作《年齡繁露》也獲得了相應的重視，為其進行校勘和疏解的經學著作陸續出現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，恰是對這些著作所做的集年夜成式的回應。但長期以來，學界對晚清今文經學的研討，較為側重主張改造變法的“政論派”。事實上，“經生派”陣營里的蘇輿，撰著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匯集諸本進行校勘，辯證研習《年齡繁露》的各家之說，尤以“政論派”康有為之說為重點。如往“改制”之說，明“立義”之論；辨證“三科九旨”，歸納“六科十旨”；重視“年夜義”，慎待“微言”等等。此書在周全收拾清代董學研討的基礎上，真實反應晚清今文經學的復雜生態，側面展現我國分歧地區的經學特點，還深刻體現晚清政治思潮的沖突融匯，在經學史上具有很年夜的價值和意義。
關鍵詞：年齡繁露義證；蘇輿；今文經學；晚清；
董學，即西漢年夜儒董仲舒的思惟及對其進行的研討，以《年齡繁露》為重要載體，或稱為“董子之學”“董氏學”和“董子學”。[1]1923年，梁啟超應《清華周刊》邀請為青年學子開列國學進門書目，并簡述這些典籍的讀法時，曾這樣介紹董仲舒的《年齡繁露》：“此為西漢儒家代表的著作，宜稍精讀。注釋書有蘇輿《年齡繁露義證》頗好。康有為《年齡董氏學》，為通釋體裁，宜參看。”[2]依梁啟超之見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是《年齡繁露》“頗好”的“注釋書”，而乃師的《年齡董氏學》，反而只能作為參照本了。這是為什么呢？要解決這個疑問，就必須清楚蘇輿《年齡繁露義證》撰作緣由、思惟內容及其在經學史上的意義。
瑜伽教室蘇輿（1874-1914），湖南平江人，晚清學者，清代岳麓書院最后一任山長王先謙最為自得的門生。康有為掌管維新變法的時候，張之洞、王先謙和葉德輝等立場相對守舊的學者和鄉紳，反對康有為以“平易近主平權”相號召的社會變革，蘇輿匯集他們反對變法的文章，輯成《翼教叢編》。這本書的編成，使蘇輿一時聲名鵲起。此后，他考中進士，任職郵傳部郎中，應用官宦暇時，對有清一代研討《年齡繁露》的著作進行接收和辨證，“隨時札錄”，“繕寫成帙”，[3]撰成了他的代表作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是當時《年齡繁露》研討的集年夜成之作。之后，他把書稿交付給老師王先謙，王先謙認為是“可傳之書”，即于宣統二年（1910）“亟取公錢發行”。[4]那么，蘇輿為何撰著此書呢？
一、撰作緣由
西漢以降，年齡公羊學沉靜了一千余年，自清中葉開始逐漸復蘇，公羊學的經典之作《年齡繁露》也獲得了相應的重視，為其進行校勘和疏解的經學著作陸續出現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，恰是對這些著作所做的聚會場地回應。
（一）匯集諸本校勘
梁啟超又說：“校勘之學，為清儒所特擅，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。”[5]對清儒校勘經子之書所獲得的成績給予了鼎力的表揚。蘇輿的《年齡繁露》研討，亦把校勘當作此中的一個主要內容，這也是《年齡繁露義證》撰作的一個主要動因，其書《例言》說：“是書（《年齡繁露》）宋本未幾見，然據明校所引宋本參之，知已難免訛誤。乾隆時館臣據《永樂年夜典》所收樓鑰本對勘，補訂刪改，漸成完帙，且于創行聚珍板之始起首付梓。（詳見《聚珍板程式》，即今所稱官本。）盧氏文弨曾取聚珍本覆加考察，參以明嘉靖蜀中本及程榮、何允中兩家本，今所稱盧校本是也。凌注本亦以聚珍為主，參以明霸道焜及武進張惠言讀本。予復得今天啟時朱養和所刊孫鑛評本，合互校訂，擇善而從。（從盧校本為多。據朱刊孫鑛評本凡例，又稱此書另有婺女潘氏本、太倉王氏本，與宋本同。又聞明蘭雪堂本，仿宋刻最佳，今亦未見。）其官本曾校他本作某，與今所見各本同者不復列，異則出之。”[6]此一段，對《年齡繁露》的版根源流交待得非常明白。因為流傳甚久，宋本在當時已“未幾見”，從明代參校本所據的宋刻藍本來看，也可以發現宋本中存在不少錯誤。明朝《永樂年夜典》所收《年齡繁露》，恰是南宋樓鑰所刊之本。乾隆時期編修《四庫全書》，館臣們參照這個簿本“對勘”“補訂”和“刪改”，《年齡繁露》這本書才漸趨完備。這即是聚珍本，亦稱官本。后來，盧文弨刻印本以聚珍本為主，參校明代嘉靖蜀中本和程榮、何允中兩家之本。而凌曙的《年齡繁露注》，所據藍本亦是聚珍本，參校明代霸道焜和張惠言讀本。蘇輿則在這些校定本的基礎之上，再參考明代朱養和刊刻的孫鑛評本，并且取其“善者”，“合互校訂”。由是觀之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所參看的版本是當時最周全的。是以，中華書局1992年出書了由鐘哲點校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認為此書“是今朝為止校訂《年齡繁露》較完美的簿本”。
（二）辨證各家解釋
蘇輿之所以把這本書取名為“義證”，意即從義理的角度對《年齡繁露》進行疏浚辨證。在此書的《例言》中，他這樣評價凌曙的《年齡繁露注》：“此書凌氏曙始有注本。（明朱睦㮮《萬卷堂書目》有吳廷舉《繁露節解》一冊，今未見。）凌之學出于劉氏逢祿，（見包世臣所作墓表。）而年夜體平實，絕無牽傅。惟于董義，少所發揮，疏漏繁碎，時所難免。（如‘子曰’‘嗚呼’之類，并為詳釋。《霸道》篇‘吳王夫差行強于越，臣人之主，妾人之妻’，見《越世家》，而誤云‘以楚人之王為臣，楚人之妻為妾’。《觀德》篇‘諸夏滅國首無駭’，見于《隱二年》，而以為首齊師滅譚。《三代改制》篇‘薦尚肝’如此，與《明堂位》異，不知是今文異說，而以為誤文。斯類不勝枚舉。）隨文矯正，不復征引，以省復冗。其可采者，仍加‘凌云’以別之。各家解釋，足資考證者，并為支出。聚會場地”[7]根據包世臣所作《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》，凌曙曾師事劉逢祿，但他的《年齡繁露注》卻比較平實，與乃師好為附會的治學特點年夜為分歧。惋惜的是，凌注“稱引繁博，義蘊未究”，[8]對“子曰”“嗚呼”之類的簡單詞語，加以詳細的注釋，卻對《年齡繁露》里蘊含的義理探討不夠。甚至，在注文中還出現諸多常識性的錯誤。是以，糾正凌注的掉誤，增闡《繁露》的義理，則是《年齡繁露義證》所孜孜以求的目標。以致于梁啟超說：“比來則蘇厚庵輿著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十七卷，精審又駕凌注之上了。”[9]當然，蘇輿也承認，在凌曙所著書中，可采者依然不少。
（三）反對康氏義例
在《年齡繁露義證·自序》中，蘇輿用了更多的篇幅來批評康有為的《年齡董氏學》，如：“已而聞有為《董氏學》者，繹其義例，頗復詫異。……國朝嘉、道之間，是書年夜顯，綴學之士，益知鉆研公羊。而如龔自珍、劉逢祿、宋翔鳳、戴看之徒，（劉、宋皆莊存與外孫，似不如莊之矜慎。）闡發要眇，頗復鑿之使深，漸乖本心。承其后者，沿偽襲謬，流為隱怪，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。”[10]
凌曙注本不克不及讓他滿意，康有為所著的《年齡董氏學》對《年齡繁露》義例的演繹，更讓他詫異萬分。而這也是激發他撰作此書的另一個主要緣由。對此，蘇輿的具體解釋是：嘉慶、道光年間，《年齡繁露》一書特別尊顯，儒者們對它予以了非分特別的關注。常州學派中劉逢祿、龔自珍、宋翔鳳、戴看這些人，在闡發公羊學微眇精深之義理的時候，都有一種穿鑿的陋習，這種習氣日漸發展，最終脫離了公羊學思惟的本心。而“承其后者”康有為，更是隱秘可怪，掩蓋了董仲舒學術思惟的醇正，乃至董學也慘遭時人詬病。在這篇《自序》中，還有很關鍵的一段幾乎從未惹起學界的留意，茲錄之如下：“余因推思董書湮抑之繇，蓋武帝信奉《年齡》，本由平津，董生實與之殊趣。生于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。雖其后帝思媒介，使其門生呂步舒以《年齡》義治淮南獄，且輯用生《公羊》議時，復遣年夜臣就問政典，抑貌敬以為尊經隆儒之飾耳。史公稱‘公孫弘以《年齡》白衣為皇帝三公’，‘全國學士靡然向風’，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。其后眭孟以再傳門生誤會師說，上書昭帝，卒被刑誅。（董云：‘雖有繼體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授命。’殆謂如孔子授命作《年齡》，行皇帝之事耳，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，自封百里，是直欲禪位也。故史獨稱嬴公一傳能守師法。）當時禁網嚴峻，其書殆如后世之遭毀禁，學者益不敢出，甚至劭公釋《傳》，但述胡母，不及董生，階此故已。歆崇古學，今文益微，《公羊》且被譏議，董書更何自存。”[11]
應該說，蘇輿的推斷是比較合適歷史事實的。侯外廬主編的《中國思惟史綱》也指出：“即便在漢武帝時代，從總的趨勢來看，是儒學定于一尊，但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。漢代統治者倡導‘習文法吏事，緣飾以儒術’的內法外儒政策，在‘勸學修禮’的幌子下，卻把法家變為‘苛吏’。”[12]更為要命的是，董仲舒的再傳門生眭孟，錯誤地領會了師祖的意思，不僅招致殺身之禍，也給董仲舒的思惟學說帶來了滅頂之災。眭孟即眭弘，《漢書·眭弘傳》載：某年，泰山天降年夜石，上林苑中枯柳復生，眭孟認為這種征兆是天意的顯示，于是上書漢昭帝說：“先師董仲舒有言：‘雖有繼體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授命。’漢家堯后，有傳國之運，漢帝宜誰差全國，求索賢人，禪以帝位而退，自封百里，如殷、周二王后，以承順天命。”睢孟應用董仲舒的話來進行推闡，雖然漢朝劉氏有“繼體守文之君”，但也要仿效先祖堯帝，順應天命，將皇位禪讓賢人。蘇輿推測，當朝統治者雖然“罷黜百家，表章六經”，接收儒者的監督和建議，但并非沒有底線。一旦儒者的議論危及其統治的穩固，便會對他們施加懲罰。是以，董仲舒的思惟和書籍便遭到毀禁，乃至何休解詁《公羊傳》，只說及胡母生，并未提到董仲舒。
無獨有偶，在王先謙為《年齡繁露義證》所作的序文里，也有與此相關的內容：“蘇厚庵為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將成而告余曰：‘……漢代公羊家宜莫先董生，何劭公釋《傳》不及董生一字者何？’余因舉眭小樹屋孟事告之曰：‘或以此故，子更求之。’”[13]在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將近成書的時候，他問老師為什么何休《年齡公羊經傳解詁》中沒有一字半句說起董仲舒這位西漢公羊家的頭號人物。王先謙遂用眭孟一事作答，并鼓勵他再往根究。為什么王先謙和蘇輿師徒二人都在序文中將眭孟一事點出，并且在蘇輿自序中還占往全文一半的篇幅重點介紹呢？筆者認為，這與康有為有莫年夜的關系。因為他的《年齡董氏學》對孔子進行了一番新證，讓他搖身一變，成了改制之王，《年齡繁露》也成了專門為改制做佐證的典籍。康有為對《年齡繁露》的盡情發揮，與眭孟對師祖之說的夸張推闡頗有幾分類似。毫無疑問，蘇輿用眭孟來暗射康有為，而此中的深意能夠有二：其一，警誡康有為，不要像眭孟一樣，對前儒之說進行過度詮釋，因為雖然歷代君王或多或少都承認儒家經學對權力的監督感化，但絕不允許從最基礎上摧解最高權力。這樣做，不僅會給本身帶來殺身之禍，也能夠對公羊學和《年齡繁露》甚至儒家經學共享會議室形成致命的傷害。其二，提示最高統治者，要像對待眭孟一樣往懲治康有為，以免他“改制變法”“平易近主平權”的“妖言”廣為流布，進而形成社會次序的崩塌。
二、思惟內容
恰是因為上述緣由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的思惟內容，與康有為的變法理論，尤其是《年齡董氏學》中的觀點和主張親密相關。雖然，他對董仲舒《年齡繁露》里“奉天法古”“天人感應”“性未善論”“年夜一統”“三世說”“存三統”“好微”“貴志”等公羊理論都進行過討論，但其宗旨，還是在于反對康有為的“詫異”之論。重要表現為以下三點。
（一）辨“改制”，明“立義”
《年齡》是一部什么性質的經典？孔穎達為杜預《年齡左氏傳序》作疏時說：“《年齡》，記事之書。”[14]認為其性質是“記事”。康有為卻說：“《年齡》一書，皆孔子明改制之事。”[15]把《年齡》定位成“改制”之書。因此，他的《年齡董氏學·自序》說：“《年齡》三傳何從乎？從公羊氏。有據乎？據于孟子。孟子發《年齡》之學，曰：‘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《左傳》詳文與事，是史也，于孔子之道無與焉，惟《公羊》獨詳《年齡》之義。孟子述《年齡》之學曰：‘《年齡》，皇帝之事也。’《穀梁傳》不明《年齡》王義，傳孔子之道而不但焉。惟《公羊》詳素王改制之義，故《年齡》之傳在《公羊》也。”[16]他援用《孟子》里兩段論及《年齡》的經典句子，指出《左傳》“詳文與事”，不過是“史”罷了，無關乎孔子之道。而《年齡》實是“皇帝之事”，《穀梁傳》雖然對孔子之道有所承載，但“不明”“王義”，沒有將它發揚光年夜。他采用消除法得出結論，“《年齡》之傳在《公羊》”，因為只要《公羊傳》才詳盡地闡發了“改制”之道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康有為煞費苦心的一番論證，其要點有二：一是凸起《公羊傳》的價值，一是力顯《年齡》的“改制之義”。
可是，蘇輿針鋒相對地提出，《年齡》并非改制之書，而共享會議室是“立義之書”，《年齡繁露》一書也并不側重改制變法。他在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中，用了很是多的筆墨來論證這個觀點。如《年齡繁露·霸道》篇里的詞句“《年齡》立義”，蘇輿為之疏解：“《年齡》為立義之書，非改制之書，故曰‘其義竊取’。”[17]他又對《年齡繁露·楚莊王》篇里的“《年齡》，義之年夜者也，得一端而博達之”句進行了發揮：“《年齡》以立義為宗，在學者善推耳，故孔子曰：‘其義竊取。’但是筆削之意可窺識者，落落年夜端罷了，以俟讀者之博達焉。程子云：‘后世以史視《年齡》，謂褒貶善惡罷了，至于經世之年夜法，則未之知也。《年齡》年夜義數十，炳如日星，乃易見也。’”[18]因為孔子曾說“其義竊取”，所以《年齡》是一部以“立義”為主旨的經典，必須依附學者的推闡才幹昭明于世。孔子作《年齡》，以魯國的史書為藍本，“筆則筆，削則削”，有的照錄全文，有的刪削其字，把他對人對事的褒貶態度融進此中。蘇輿認為，其中蘊含的可以“窺識”的年夜義只是略具年夜端梗概，有待讀者再往根究推廣。他援用程頤《年齡傳》里的話來證明本身的觀點，認為后世之人多從“史”的角度來解讀《年齡》，以為不過是孔子在用“褒貶善惡”的態度敘述年齡時期的歷史事務，疏忽了此中的“經世年夜法”。其實，《年齡》之中的“年夜義”有數十條，像太陽和星星一樣光明顯著，很不難被發現。
不過，在《年齡繁露》一書里，改制是繞避不過的一個主題。如其書《楚莊王》篇里，“改制”一詞出現過五次；《三代改制質文》更是以“改制”作為篇名的中間詞，且在註釋中出現過兩次。其他各篇章，也多有與改制相關的內容。這是因為董仲舒所處的時代，剛好就是一個改制的時代。當然，在蘇輿眼里，這種改制與康有為所尋求的變法維新不是一回事，而是對“漢承秦制”的一種撥亂歸正。《年齡繁露·楚莊王》：“但是介以一言曰：‘王者必改制。’”蘇輿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考辨，廣引董仲舒對武帝冊、《荀子·正論篇》《白虎通·封禪》《風俗通·山澤》篇等文，說它們“并以改制屬王者，其文甚明，其事則正朔、服色之類也”，[19]認為改制不過是“王者”所掌管的“矯正朔”“換衣色”之類的工作。
（二）發“十指”，正“三科”
“三科九旨”之說，是年齡公羊學的焦點理論，出自徐彥疏《年齡公羊經傳解詁》引何休《文謚例》，其內容為：“新周，故宋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此一科三旨也；又云所見異辭，所聞異辭，所傳聞異辭，二科六旨也；又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諸夏而外蠻夷，是三科九旨也。”此即后世所教學謂“通三統”“張三世”和“異外內”。董仲舒的《年齡繁露》，雖未明確提出“三科九旨”的說法，但這些內容書中均已包括。康有為融進了英人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，對它們進行了極富己見的從頭詮釋，認為“通三統”是軌制改造的反應，“張三世”是社會形態的進化，“異外內”是文家教明水平的進步。蘇輿則“反其意而用之講座場地”，說“通三統”不過是董仲舒在闡說禮制的變遷，“三世”之義所反應的是孔子修《年齡》時對分歧時期的史事所持的分歧態度，“異外內”不過是分歧時期分歧平易近族關系的呈現。
為了消解康有為的立論基礎，蘇輿又提出，董仲舒并不強調“三科九旨”之說，而是“自有六科十指”。那么，“六科十指”又是什么呢？《年齡繁露》有《十指》一篇，蘇輿作題解說：“此篇六科十指，共享空間何休則用三科九旨，殆胡母生《條例》別與。”[20]指出董仲舒此處所論及的是“六科十指”，與何休的祖師爺胡母生的《條例》分歧。《十指》篇里的“十指”：“教學《年齡》二百四十小樹屋二年之文，全國之年夜，事變之博，無不有也。雖然，粗略之要有十指。十指者，事之所系也，王化之所由得流也。舉事變見有重焉，一指也。見事變之所至者，一指也。因其所以致者而治之，一指也。強干弱枝，年夜本小末，一指也。別嫌疑，異同類，一指也。論賢才之義，別所長之能，一指也。親近來遠，同平易近所欲，一指也。承周文而反之質，一指也。木生火，火為夏，天之端，一指也。切刺譏之所交流罰，考變異之所加，天之端，一指也。”他認為，“十指”就是《年齡》之粗略，其主要性非統一般，是以他又總結說：“統此而舉之，仁往而義來。德澤廣年夜，衍溢于四海，陰陽和調，萬物靡不得其理矣。說《年齡》者凡用是矣，此其法也。”一言以蔽之，以“十指”來記述各國史事，其目標在于推廣仁義，流播四海，調和陰陽二氣，于是全國萬物沒有“不得其理”的。是以，“說《年齡》者”，也要會通此說。周桂鈿認為，把這個“再簡化一下，就是‘仁義’二字”，[21]其說甚確。
《年齡繁露》亦無“六科”一篇，“六科”之義見于《正貫》篇，內容博雜，文義晦澀，茲錄全文如下：“《年齡》，年夜義之所本耶！六者之瑜伽教室科，六者之恉之謂也。然后援天端，布流物，而貫通其理，則事變散見辭矣。故志得掉之所從生，而后差貴賤之所始矣。論罪源深淺，定法誅，然后絕屬之分別矣。立義定尊卑之序，而后君臣之職明矣。載全國之賢方，表謙義之地點，則見復正焉耳。幽隱不相逾，而近之則密矣。而后萬變之應無窮者，故可施其用于人，而不悖其倫矣。是以必明其統于施之宜，故知其氣矣，然后能食其志也；知其聲矣，而后能扶其精也；知其行矣，而后能遂其形也；知其物矣，然后能別其情也。故倡而平易近和之，動而平易近隨之，是知引其本性所好，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。如是則言雖約，說必布矣；事雖小，功必年夜矣。聲響盛化運于物，散進于理，德在六合，神明休集，并行而不竭，盈于四海而訟詠。《書》曰：‘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，神人以和。”乃是謂也。故明于情性乃可與論為政，否則，雖勞無功，夙夜是寤，思慮惓心，猶不克不及睹，故全國有非者。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，尚安知通哉！’”
綜上來看，蘇輿所說的董仲舒“六科十指”，與何休的“三科九旨”比擬較，在內容和意義方面均有很年夜的分歧。所以，對于康有為等人以“三科九旨”來解說董仲舒的《年齡繁露》，蘇輿認為這是一種方式論上的錯誤。當然，也要看到，為何魏源、康有為等數數于用“三科九旨”發掘《年齡繁露》里承載的年夜義呢？筆者認為，此中皆隱含有除舊布新的原因。但蘇輿作為現有次序的維護者，側重于對君臣等級以及暴政實施的強調，是以他凸起董仲舒的“六科十指”理論，而對“三科九旨”中的進步和變革原因視而不見。
（三）重“年夜義”，慎“微言”
“微言年夜義”，古人經常并而用之，但前人則往往分開來看。比較起“年夜義”而言，康有為更重視“微言”的主要性。他所懂得的“微言”，就是“口說”。曾說：“《年齡》言微，與他經殊絕，非有師師口說之傳，不成得而知也。”[22]又說：“蓋《年齡》之義，不在經文，而在口說。”[23]
對于《年齡》里“口口相傳”的“微言”，蘇瑜伽教室輿又是怎樣來對待的呢？《年齡繁露·玉英》篇：“然則說《年齡》者，進則詭辭，隨其勉強而后得之。”蘇輿注：“《年齡》詭辭，門門生當有口說傳授。”可見他也承認口說的存在。不過，他指出：“說之者尚可由詭辭得其勉強，然亦不用其密合而無掉也。故程子云：傳經為難，如圣人之后才百年，傳之已差。若乃即空文以造詭辭，則所謂解經而欲別緻，何所不至者矣。”[24]與康有為盡信口說分歧，蘇輿認為口說紛歧定會與孔子的原意“密合而無掉”，其來由是在傳承過程中，“說之講座場地者”可以對“詭辭”勉強相授，因此與孔子原意漸相乖離。他舉程頤的話來證明本身的觀點，認為雖然圣人往世才一百年，后儒所留傳的思惟卻已經有所誤差。假如憑借“空文”來制造“詭辭”，假如想在解經過程中別出新意的話，這是無所不克不及的。
至于“微言年夜義”呢？在蘇輿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里，也多有體現，如他解釋《年齡繁露·玉英》篇“按經無有，豈不微哉”句時說：“經有不見，有詭辭，皆為微言。”[25]他給《年齡繁露·玉杯》“年齡之好微與？其貴教學場地志也”二句所作的注解時，還有更進一個步驟的析論：“《年齡》之微有二旨：其一微言，如逐季氏言又雩，逢丑父宜誅、紀季可賢，及‘詭詞’‘移詞’之類是也。此不見于經者，所謂七十子口傳傳指也。其一則事別美惡之細，行防纖芥之萌，寄意微眇，使人湛思反道，比貫連類，以得其意，所以治人也。如勸忠則罪盾，勸孝則罪止是也。《荀子·勸學篇》：‘《年齡》之微也。’《儒效篇》：‘《年齡》言是其微也。’楊倞注：‘微，謂儒之微旨。共享空間一字為褒貶，微其文，隱其旨。’正此文‘微’字之意，實則皆年夜義也。近人好侈微言，不知微言隨圣人而徂，非親炙傳受，未易有聞，故曰‘仲尼沒而微言絕’。若微旨則固可推而得之，而一以進善絕惡為主，非必張皇幽渺，索之隱怪也。本書‘微’字屢見，反復求之，不越二類。若夫三科九旨，則讀《年齡》之條例。毖緯圖讖，別為一學，非圣人所謂微言。故吾以謂本日所宜講明者，唯有年夜義。”[26]要言之，與康有為志在證明《年齡》是改制之書，因此看中了差未幾已經消散在歷史長河中的“微言”分歧，蘇輿認為《年會議室出租齡》是立義之書，加倍重視“年夜義”。
三、經學意義
作為經學終結時代《年齡繁露》研討的扛鼎之作，蘇輿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，具有頗為主要的經學意義，具體來說，有以下幾個方面：
（一）周全收拾清代董學研討的理論結果
西漢武帝之時，董仲舒是推動儒家經典立為官學的一個關鍵人物，他以年齡公羊學為本，糅雜道、墨、法、陰陽、五行等思惟，著成數十篇文章，后人匯輯為《年齡繁露》一書。這部西漢今文經典，對中國年夜一統君主軌制的確立和穩定有不成磨滅的貢獻。由于種種復雜的社會緣由，東漢以后，公羊學再也沒有遭到經學界的重視，只是在某些年齡學著作中偶有說起，其關注度遠不如古文經學著作《左傳》。《年齡繁露》也是以遭到蕭瑟，自西漢至清初，對它進行研討的學術結果很是少。乾隆時期編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因“其書發揮《年齡》之旨多主公羊，而往往及陰陽五行”[27]之故，以“附錄”的情勢列于經部“年齡類”之最末。也恰是在這個時候，莊存與著成《年齡正辭》，對《年齡》一書的“微言年夜義”給予了高度的重瑜伽場地視與全新的闡發。其外孫劉瑜伽教室逢祿著成《公羊年齡何氏解詁箋》與教學場地《年齡公羊經何氏釋例》等書，對何休闡解《公羊傳》的義例予以了充足而深入的發掘，今文經學才重見天日，煥然一新。
可是，莊存與與劉逢祿等人對年齡公羊學的說解，以何休義例之學為主，對漢初公羊大師董仲舒及《年齡繁露》的意旨置若罔聞。鑒于此，魏源撰作《董子年齡發微》一書，立志張年夜董學思惟，但其書未見于后世。之后又有凌曙的《年齡繁露注》成書，惋惜又掉之簡易，對董學思惟的探討尚未深刻。而康有為的《年齡董氏學》，把《年齡繁露》里的段落詞句抽掏出來，加以擺列組合，并各以“微言年夜義”領之，在關鍵之處還加以案語，凸顯康有為的變法改造思惟。康有為學風年夜膽恣肆，他對《年齡繁露》的梳通闡釋，存在較年夜的單方面性。而蘇輿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，則對上述董學研討結果都有回應，或批駁，或接收，或推進，可以說是有清一代《年齡繁露》研討的總結，亦可以說瑜伽場地是董學研討的集年夜成者。
舞蹈場地（二）真實反應晚清今文經學的復雜生態
自莊存與開創的常州學派復興公羊學以來，之后的公羊學家幾乎沒有不受其影響的，康有為如是，蘇輿也不破例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這個學術系統里的經學家一向以來就呈現出多種學術傾向，年夜體來說有兩類，其一側重于“以經術為治術”，其一傾向于“為學問而學問”。有名經學家蒙文通早在1932年就提出：“漢代之今文學唯一，當代之今文學有二。”“莊、張、劉、宋、二陳之啟辟途徑于前”，而廖平雖出自王闿運之門，“然實接近二陳一派之今文學”，而“能遠紹二陳，近取廖師以治今文者，晚世經師惟皮鹿門一人罷了”；“他若魏源、龔自珍之流”，“以狂惑之說亂于前，揚其波者又淆之于后”，“別為一派，別為偽今文學”。[28]認為清代今文經學存在二派：其一是以陳壽祺、陳喬樅、廖平、皮錫瑞為代表的“真今文學派”；其一是龔自珍、魏源和“揚其波者”康有為為代表的“偽今文學派”。蒙文通此說，雖然帶有強烈的個人偏見，但他以“一分為二”的態度來對待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，則很是中肯。此后，齊思和在1950年也提出，清代公羊學的發展，自魏源后便決裂成兩派，“一為政論派”，“一為經生派”[ 齊思和.魏源與晚清學風.見:楊慎之,黃麗鏞主編.魏源思惟研討.長沙:湖南國民出書社,1987,42-43]，其說年夜同小異，皆為辟論。如龔自珍和凌曙都是劉逢祿的學生，但前者的《乙丙之際箸議》篇帶有鮮明的政治顏色，后者的《年齡繁露注》則平實嚴謹得多。同樣，康有為的《年齡董氏學》極具“政論派”的風格，蘇輿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則更多地呈現出“經生派”作品的特點。令人遺憾的是，自晚清以來的各類經學和思惟史研討著作，對蒙文通所謂的“偽今文學派”，即齊思和所說的“政論派”關注頗多，對另一派則較為忽視。是以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，對于真實反應晚清今文經學的復雜生態，對于深刻研討和梳理晚清公羊學的發展譜系，是很有興趣義和價值的。
（三）側面展現我國分歧地區的經學特點
朱漢平易近曾指出：“分歧的地區學派，往往會在學術主旨、知識興趣、思惟傾向表現出很年夜的差異。”[29]經學思惟和門戶的構成亦然，往往帶有甚為鮮明的地區特征。如康有為的《年齡董氏學》，不僅體現了“通三統”“張三世”等今文經學思惟，也接收借鑒了“嶺南心學”體系中陳白沙、湛若水等人的“養心”靜坐功夫。蘇輿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也不成防止地打上了湖湘學派的烙印。蘇輿曾跟從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問學多年，岳麓書院素為理學年夜本營，雖然自清朝中葉考據之風風行，流風所向，湖湘學者逐漸轉向考據之學的研討。可是，由于學術思惟往往具有極年夜的慣性，湖湘理學之影響并未式微。比擬較于張載為代表的關學、二程為代表的洛學、朱熹為代表的閩學，這種成型于南宋的理學地區門戶具有鮮明的特點。蘇輿的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雖然對于湖湘學派所重視的本體之“性”探討未幾，但對董仲舒的人道論多有闡發。他深刻地繹證了董仲舒的“性未善”論，認為人道當中有“善質”，也有不善的部門，必須通過教導教化才幹使人道趨于完美。在功夫論方面，他以“辨別”為先，這又是對胡安國、胡宏等人“察識”功夫的發展與推進。當然，不只是宋學，今文經學亦是這般。劉師培曾經指出：“惟湘中前有魏源，后有王闿運，均言《公羊》，故今文學派亦昌，傳于西蜀東粵。”[30]意即公羊學的發生與傳承，不限于常州一地，湖南亦是清代公羊學發展的一個重鎮，且充當了公羊學“傳于西蜀東粵”的中轉站。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對王闿運《年齡公羊傳箋》之說也有征引，其序文對魏源《董子年齡發微》也有說起，其學術內容與主旨，亦受晚清湖南公羊學的影響。可見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一書，可以為清楚中國地區經學門戶的特點和流變供給一個參考個案。
（四）深刻體現晚清政治思潮的沖突融匯
清朝末年，社會動蕩不安，思惟紛紜復雜，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儒家知識分子，以經學為依據，苦苦思考和探尋救國救平易近的濟世良方。“洋務派”主張“中體西用”，認為中國的文教軌制，并不比東方落后。康有為等人認為，只要效法japan(日本)、俄羅斯等國，改造政治軌制，實行君主立憲，才幹救亡圖存。是以，在學理層面年夜倡孔子改制學說，把改造變法的政治主張托附在儒家經學之中。蘇輿地點的“翼教派”陣營，其思維方法仍帶有濃厚的“洋務”顏色，雖然主張向東方學習，卻認為傳統的倫理綱常和政治軌制不克不及改個人空間弦更張。[31]是以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對于進一個步驟認識“維新派”與“翼教派”在學理方面表現出來的不合，具有很年夜的參考價值。尤其值得留意的是，戊戌變法和清當局掌管的“預備仿行立憲”掉敗之后，反動思惟便如火如荼地燃燒開來，直至辛亥反動勝利，在中國有著兩千余年歷史的私密空間皇權軌制轟然傾圮，“翼教派”想堅持傳統的盼望隨之破滅，康有為“君主立憲”的宏圖弘願也成了幻影。于是，曾經嚴重對立的兩個政治思惟團體，卻又走到了一路。這是因為，二者都認同君主制，究其實質，是對年齡公羊學“異外內”與“年夜一統”義旨的信仰與私密空間堅持。是以，《年齡繁露義證》又可以供給晚清“翼教派”和維新派之所以能夠走向“融會”的深層緣由。[32]
注釋：
[1] 清末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謂為“董子之學”，康有為著《年齡董氏學》，古人周桂鈿有《董學探微》，另山東師范年夜學2009年有姜淑紅的碩士畢業論文《近代董子學研討》。茲從周桂鈿之說。
[2] 梁啟超：《論國學進門書目及其讀法》，上海亞洲書局1933年印行，第221頁。
[3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自序，鐘哲點校，中華書局1992年版，第2頁會議室出租。
[4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王先謙序，第525頁。
[5] 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東方出書社2004年版，第250頁。
[6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例言，第3頁。
[7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例言，第3頁。
[8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自序，第1-2頁。
[9] 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東方出書社2004年版，第289-290頁。
[10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自序，第1-2頁。按：外孫，原誤作“外甥”，今改之。
[11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自序，第1頁。
[12] 侯外廬主編：《中國思惟史綱》上冊，中國青年出書社1980年版，第136-137頁。
[13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王先謙序，第525頁。
[14] 孔穎達：《年齡左傳正義》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版，第24頁。
[15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，中華書局1990年版，第119頁。
[16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，自序，第119頁。
[17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112-113頁。
[18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12頁。按：此程子語出自元俞皋撰《年齡集傳釋義年夜成·程子傳序》，蘇輿引文與原文有收支，校訂如下：“則未之知也”原作“則不知也”，“數十”后脫“其義雖年夜”四字。
[19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16頁。
[20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144頁。
[21] 周桂鈿：《董學探微》，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8年版，第266頁。
[22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，第1頁。
[23] 康有為：《年齡董氏學》，第95頁。
[24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83頁。
[25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77頁。
[26] 蘇輿：《年齡繁露義證》，第38-39頁。
[27]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中華書局1965年版，第123頁。
[28] 蒙文通：《經學抉原》，上海國民出書社2006年版，第95頁。
[29] 朱漢平易近：《儒學的多維視域》，東方出書社2015年版，第265頁。
[30] 劉師培：《清儒得掉論》，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版，第281頁。
[31] 詳參熊秋良：《“翼教”派略論》，《湖南師范年夜學社會科學學報》1999年第1期。
[32] 詳參姜廣輝、李有梁：《維新與翼教的沖突和融會——康有為、蘇輿對的分歧解讀》，《天津社會科學》2010年第3期。
責任編輯：柳君